公益时报第133期

    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每位画家作为独立的艺术个案，又总是以其独立的、区别于别人的特异之处而存在。可以说崔如琢正是这样一位成熟的，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画家。其关键之处在于，他始终孜孜不倦的探索适合于自己个性的、卓尔不群的创造方式。

    显然，崔如琢在自己的艺术上承继了以水墨为标志的中国画传统。在这一条浩如烟海与绵延不断的文化长河与沃土中，画家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源头活水，寻到了自己发展与衍生之路，这使得他成为打进传统、又打出传统的知行一致的卓越典范，并因此而为世人关注。

    1981年，一个关乎命运的机遇来到他面前。就在本可以享受国内恬静舒适的生活时，他决定割舍掉常人最难割舍的东西——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毅然决定远赴大洋彼岸闯荡。数十年，不算漫长，但十几年的曲折、跌宕、激越、精彩令他终生难忘。

    改革开放后，他在荣宝斋、宝古斋、北京画店等处的收入已经让他成为京城最好的“万元户”之一，可是他却凭着对艺术的热爱一心地想要走出去。

    妻不肯。怕被人骗了是理由之一。他不信，因为他一生最信赖的就是朋友。他不信天底下有朋友会骗朋友的事。结果，二三百张画一去再没了下文。头一趟“下海”就遇人不淑。

    古语道：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撞南墙不回头。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不仅没有打击崔如琢的积极性，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走出去的心愿。
那一年，崔如琢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可是到了那里却得知由于政治问题不能常住。之后，千方百计联系了澳门大学，希望能到那边任教，结果不了了之。似乎老天也在想方设法地阻止着眼前的一切。

    在很多人眼里，崔如琢是“瞎折腾”。当时，在大陆，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拿着他的画当国礼送给来访的外国元首，丈二的《东风朱霞》永久在人民大会堂保存，钓鱼台国宾馆也收藏了不少他作品，连海关限制出国的131个有名有姓的近现代画家里都有崔如琢的名字，在当时看来，这些都是业内人士梦寐以求的。可执著的崔如琢偏偏不信邪，“不混出个人样儿绝不回来。”临去美国前，他与好友万青力（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现任香港大学教授）进行了一次至今令他难以忘怀的对话。

    “你想去美国，英文行吗？”“不行。”

    “那边有亲戚吗？”“没有。”

    “那你干嘛要去？”“去美国看看。我已经36岁了，再不出去走走恐怕就没机会了。我想体会西方世界一些真实的东西，体验西方艺术产生和成长的土壤。”

    “你有把握成功吗？”“没有。但体验比成功还重要。何况一心硬要成功也忒俗。我想，做过了总比错过了好。”

    “做过总比错过好！”这就是崔如琢。做过了，尝试了，尽心尽力了，哪怕冤了、赔了，就算真不对了，总比错过再后悔强！

    画家的尊严

    1981年年初的一天，崔如琢乘坐的班机在波士顿落地了。刚下飞机，面对陌生的高楼大厦，冷漠的街道，崔如琢的心“咯噔”一声。突如其来的一切仿佛又是那么的真实。他冷冷的打了个寒战，紧了紧大衣，迈出了机场。人生的另一场演出似乎也在等待着他。“小偷！小偷！抓住他！”就在他四处寻找喊声的来源时，就在一瞬间，一个黑影从他身后飞过，手中的一个皮包脱落，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包被抢。由于人生地不熟，他来不及联系熟人，只能一个劲儿地追赶。中途间，又出现两个黑人，这让手无寸铁的崔如琢心里打颤。他也顾不上那么多，心里只想着皮包装着他在美国所有重要的东西，护照、身份证、电话本……小偷望着身后穷追不舍的崔如琢，最后把包仍在一个垃圾桶旁，逃之夭夭。

    抱着比生命还珍贵的包，崔如琢在垃圾堆旁边做了许久，疲惫的身体堆在一起，眼神空洞的望着远方，一股辛酸的滋味涌上心头。“不行，我一定要混出样来。”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难熬，住地下室，又脏又乱，还得看房东脸子。”很快，他又去了纽约，同样是地下室，肮脏而狭小；同样要自己打点一切想方设法赚钱凑生活费，还得为房东洗衣服以换取居住权。

    这艰难且不无屈辱的日子没有磨去他的一身傲骨。他说：“我到美国，不可能为了钱像狗一样地活着。我是个画家，我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绘画上的突破，寻找我绘画艺术的更高境界和新的阶段。”那段时光，崔如琢感到不堪回首，但从不觉得羞耻。为了生存，为了等待机会和运气的到来，有什么可羞耻的？在他最艰难的那几个月里也没有丢弃画笔，仍然孜孜以求地画着他心爱的中国画。

    窒息后的辉煌

    在美国最初半年多的经历让崔如琢刻骨铭心，最艰难时朋友拉了他一把。当时是《世界日报》的客座记者朱婉清，为他在《世界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中国画大师崔如琢先生来到美国寻求发展云云。

    那时，从大陆到美国寻求发展的国画家很少，于是，这广告的刊出着实引发了些好奇与惊诧。一位来自台湾的业余画家王安女士读到后电话预约造访崔如琢，她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黄君壁的记名女弟子，也是个小有名气的收藏家。从探讨国画绘画艺术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请求合作画一张画，进而请求拜师、买画。

    他没想到来美后，终于从真正意义上卖掉了一单自己画的画儿，更没想到是，这一单生意不久竟带着他步入坦途。画价100美元一平方尺，4张5平方尺的画无非2000美元。今天看，微不足道，可崔如琢当年却彻夜难眠。王安回到台湾，把崔如琢的画拿给了黄君壁，不想黄老异常兴奋，竟出口要求用自己所绘的一幅山水画交换他素未听闻的这个叫崔如琢先生的一张画。

    更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崔如琢清晰记得当时王安女士与张大千的对话。

    “这画可入先生法眼？”“笔墨不错的。”

    “据先生看，这像多大年纪人画的？”“60多岁吧。”

    “依先生看值得收藏吗？”“可以的。”

    这个事件对于崔如琢具有历史意义。因为，王安从大千先生寓所回家当晚，其兄王度——纽约商会著名侨领及大收藏家就打电话到崔如琢住处，要买一批足够尺寸的大画。价值10万美金！后来，王度的朋友，王度朋友的朋友一个个接踵而至。崔如琢作品的价格翻了一番，共计40万美元的订单从此使他摆脱了困境。

    转瞬之间，一切突然变得精彩纷呈起来，变得有些令人眼晕了。不仅在于金钱，还在于他终于能够坦然步入美国华人中的主流社会，融入了旅美华人的上层圈子。如果说美国前总统里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美国上层人物收藏他的画顶多算际遇中的猎奇，或者猎奇中的际遇，那么陈香梅博士、贝聿铭博士、“宋氏三姐妹”中的宋美龄女士等等华裔名流就无论怎么说都属行家了。当然，他的画还陆续进入了台湾商界巨子王永庆、报业大王王惕吾的收藏目录，进入了泰国王室、新加坡总统府以及亚、欧、北美几十所大学和博物馆。

    这一年，他底气十足地就任纽约中国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同年，应聘纽约杜威大学客座艺术教授，并在三年后获该校荣誉艺术博士 。
1981年，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崔如琢仿佛从奥马拉深渊一步跨上了喜马拉雅——突然从一种黑暗压抑的令人窒息骤然变成一种豁朗放纵的令人窒息。他要是依旧像从前的他，那已经注定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