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崔如琢先生的绘画艺术

    在20世纪最后10年，“终结”这两个字在西方被经常用到：先锋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现代性的终结、启蒙精神的终结等等。而且，它也影响到了艺术领域。在艺术史上，“终结”的想法应该追溯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在《美学》中展望未来艺术时提出：艺术会死亡的。美国的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也提出一种论断，根据这个论断，在美术领域的所有的艺术资源都已经被试验、挖掘、实现了，在此意义上，艺术史也就该停止了，即艺术史被宣判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如果把西方现代艺术看作是“终结”，那么，中国画是否可以相应地被看作是一种“遗忘”呢？在五四运动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画的确面临了被取消的边缘。即使它没有被取消，也被最大限度地改造了。如今，我们遗忘的太多太多了。

    这种遗忘，只有重新面对古人的原作才有可能恢复。而如琢先生正有这样的眼光与机遇。在他的静清斋中，收藏着大量的古代和近现代的名家巨制，展卷之际，就可以看到古人的精微之处。如果说崔如琢先生的绘画在他60岁之后所以能够精进不止，无疑在于他每天都能面对这些大师的原作，从中汲取无穷的灵感与养分。

    从步入艺坛以来，如琢先生驰名海内外艺苑，精花鸟，擅山水，用意精微，笔力雄壮，正在于他由蕴藉功深，从胸襟溢于腕底，自然流出。

    如琢先生的花鸟画，深得梅圣俞诗所谓“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境，故新妍活泼，奇花初胎，幽鸟相逐，洋溢的是天地的生机。

    在如琢先生的花鸟画中，尤其以荷花这一题材为最引人注目。由于历史久远，荷花充满了历史、文化、艺术的深度，而非纵笔涂抹即可得其神韵。如琢先生选择了这一主题，无疑是接受了挑战，因为要想在此类题材上取得成就，不仅需要过人的勤奋，更需要别出心裁的睿智。

    如琢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保持传统笔墨的连续性基础上，尽力使用大尺幅的宣纸表现荷塘的气魄与丰姿多彩之处。远看上去一片荷塘，莲蓬盛开，荷花绽放，清馨出尘，妙香远闻，既有风作飘摇之态，也有朝露呈袅娜之姿，热烈、奔放、直率、坦白，看似恣肆纵横，其实井然有序。水气氤氲，意趣无穷。他画荷既照顾到了荷花的真实性，花、叶、茎的关系交代得极其清楚，也根据画面需要，趋向于构成，甚至半抽象化，将荷塘里盛开的荷花，升华为对生命的观照。可以说，如琢先生是继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之后擅长画荷的又一高手！

    质言之，他的荷花，融会了八大山人、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诸家之长，又济以朱自清《何塘月色》似的感悟，妙曼如诗词，畅达如散文。故尔品味如琢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给人种种视觉艺术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真、善、美的慰抚；

    在中国传统绘画批评标准中，除了“气韵生动”之外，第二个标准就是“骨法用笔”。与一般花鸟画家不同的是，如琢先生的笔力极其挺劲，毫无柔弱之弊，这无疑得益于他在书法上的修为。康有为评魏碑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 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骨肉丰美”。无疑，种种意象，都可以在如琢先生的画中得到印证。无论浓墨重墨，无论粗线细线，其刚劲仿佛饱含生命的力量。同时，如琢先生又能根据不同题材、不同画面的需要，变化出多种画面；挺拔的竹枝、柔润的葡萄、潇洒的蕉叶，缠绕的紫藤、金石雕凿般的竹杆、宛如伴随微风而动的蔓草……无论是挥笔大写，还是细致勾画，皆可谓步入佳境。

    至于如琢先生的山水画，正如董其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样，行万里路乃见天地山川之大，读万卷书乃见历史人文之美。如琢先生的山水画纯以造境胜，山水之中表现出来的意境，是由心灵创造的理想的意境，不是刻画摹仿一个自然的物像。换言之，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创造，正在表现这种高妙的趣味，显露人生与世界的深度。这种深意就像E.H.贡布里希所说的那样：“他这样做是为了唤起并记录这样一种心境，这种心境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关于宇宙之本质的观念之中的”。于是，艺术家内在的气质与精神和天地间充满的元气，借助于笔下的一点一线而融为一体了。我读宗白华论中国画的意境，曾经深深感动：“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画家、诗人对万物一视同仁，往往很远的微小的一草一石，都用工笔画出，或在逸笔撇脱中表出微茫惨淡的意趣)万物浸在光被四表的神的爱中，宁静而深沉。深，像在一和平的梦中，给予观者的感受是一澈透灵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的领悟。”如今，展玩如琢先生的绘画，竟也有如此的感动！

    在如琢先生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艺术样式的复兴，不仅是技术与图像的复活，而是千余年来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与审美情调的复兴。

    所以，在与如琢先生的一次对话中，如琢先生特别提到，将来代表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就应该是纯正的中国文化，而非中西“杂交”之文化。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杂交”文化固然是一时之途辙，但终非最后之归趋——随着国运日盛，中国文化的返本清源，也正是其时了。

    所以在我看来，生逢这个时代的画家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的画家一方面可以面对中国传统，同时也可以面对西方传统。两大传统交相辉映，给从事艺术的人们提供了无限的灵感。如琢先生更是幸运的，因为他早年的苦难，他的勤奋用功，如今都化为他沉郁的笔墨，在纸面上发出幽幽光华，照耀画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