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

崔如琢的作品尺幅也特别大：动辄丈二丈六，丈八的也有但展厅里放不下。按照中国传统书画“气”的理论，蝇营狗苟、胸襟狭窄的人画不好大画，因为气不足。而崔如琢这样善作大写意大山水的画家，气魄就得大。反过来说更对，正因为气魄大，他才能画大画，办大事，成大画家。

六年前在上海采访崔如琢，他拄着拐杖，头发一丝不苟向后梳，说话慢条斯理，四周都是他的大画；六年后在北京采访崔如琢，他还是拄着拐杖，头发还是一丝不苟向后梳，说话还是慢条斯理，四周是他更多的大画。

表面看起来崔如琢没多大变化，就连对很多问题的回答也和六年前一模一样。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他说话不是敷衍搪塞，不是逢场作戏；第二，不论观点好坏对错，一以贯之从不拧巴的人，人格不分裂。能做到这两点的人不多，不论在艺术界还是在别的什么行当。

所以今天的崔如琢还是那个非常入世的画家，还是那个看遍西方美术史之后更坚持认为传统文化才是“立国之本”的本位主义者。他频繁地说起“民族”、“国家”、“传统”、“中国梦”这些词语，调性比新闻主播还正，却比新闻主播感人。

一般而言，我们这样的时尚杂志对崔如琢这样的人物是敬而远之的。因为写他的文章有可能显得古旧，水墨画家嘛，传统文化嘛，起码不够时髦。但现在回过味来了，在崔如琢不变的背后，有一些更大的更高的变。这种变我们没能力准确描述，但那种感受是既模糊又强烈的。

不去北京不知道风向何方，就算是时尚产业也是时候琢磨一下行业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关系了。毕竟是一桩以时尚为载体的生意，其实核心还是生意，顺应潮流才能生意兴隆。至于说谁high谁low，谁in谁out，old和young，fashion和tradition，global和local……之间的分野肯定没我们以为的那么大，那么坚决，那么无从妥协。时尚产业一直跟成功者合作，所以总是跟布面丙烯的油画勾肩搭背，跟互动装置多媒体艺术眉来眼去，那么宣纸水墨呢？它可也是成功者，还不光是市场上的成功者。

参加完崔如琢故宫大展开幕式，走出两会代表尚未到来的人民大会堂。向北望，门楼高耸的天安门后面站着门楼同样高耸的午门。崔如琢的画展就在午门，就在中国古往今来的中轴线上。

崔如琢画展的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的正厅里召开。一抬头，二楼回廊里就挂着他的一幅大画。二十米长，三米高，画的是荷花。名字起得好，叫《荷风盛世》。画这幅画的时候正在提倡“和谐社会”，崔如琢就取了个谐音。算上《荷风盛世》，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挂着他三幅画了。

崔如琢：人民大会堂选择我来画画其实是一种偶然。因为有些领导喜欢我的画，就推荐了我。而且全国能画大写意的就那么几个人，心里都有数。给大会堂画画，一分钱都不拿。不光我，所有的画家都不给钱。不能拿拍卖市场的那一套东西来衡量，我觉得这是尽义务，是个荣誉。你想啊，给国家的殿堂，给咱们中国的议会大厦画画，怎么能要钱呢？不拿钱就不拿钱吧，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是挺乐意的。

崔如琢：给大会堂画画不拿钱，但是有特殊礼遇。作画期间可以随便带着朋友进去吃饭，顿顿“国宴”。但那会儿你根本没心思吃饭，整天都在琢磨怎么画。画大写意的画，必须胸有成竹。二楼那幅《荷风盛世》我画了8天，每天画完就拍照片带回去，研究第二天怎么画。整个创作过程必须在大会堂的书画室里完成，其实除了那里别处也没有那么大的画室。书画室的窗户正对着天安门广场，画画的时候能看见长安街上的车流。实际上我1978年就已经给大会堂画了第一幅画了，也是大画，一丈二长，宽两尺。那时候我还年轻，有这么个任务感到特别光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数到大会堂画画，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ELLEMEN：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地方。你在大会堂办发布会和开幕式，在故宫办展览，会不会感觉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关系很密切，已经不是你个人的展览了？

崔如琢：这就是我个人的展览（笑）。我认为这个展览和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但规格的确是很高的，是国家级的规格。人民大会堂就是庙堂嘛，故宫午门过去也曾经是庙堂。

午门风大，南来北往的风都从中轴线上刮过。这里曾是陈设皇家钟鼓仪仗的所在，如今三千平米的空间被巨幅水墨画填满。出入午门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而一位传统水墨画家能在午门办大展，想来也是夫复何求。

崔如琢：旧地重游。十三四岁我上初一，跟着先生学书画。先生告诉我进入传统最好的方法是看画，最好临摹。小时候听话，我就揣着两个馒头、带一壶白开水来故宫。那时候绘画馆不在武英殿，在现在珍宝馆那边。我临了好些年，至少上百张。宋元明清，山水花鸟，人物，只要是喜欢的都临。这是第一口奶，加深了我对传统的认识。想起来都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崔如琢：我和故宫几位院长都熟，经常在一起切磋传统文化。这事情确定要做了之后我很兴奋，前后准备了半年，展厅面积三千平米，我准备了两百多件作品。很多作品早就被别人收藏了，我再去借回来展览，基本上都是我十年之内最高水平的作品。

崔如琢：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也无所谓。不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捐款。我一开始没想那么多，也没觉得那么重。我有幅长卷本来打算留给女儿，有位藏家特别喜欢。恰好那段时间在和故宫聊展览，他们说起学术研究、养心殿修缮都缺钱。我对故宫有感情，就把那幅画卖了，一个亿，转手给了故宫。这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利益交换，就是个心意。所以我希望咱们不要渲染一个亿，到头来大家只看到钱的数额了。5月份展览结束，我还要再捐15件作品呢。

崔如琢72岁了，他还有三个愿望：一、他的艺术要超越历史；二、他的拍卖价格要超越毕加索、梵高；三、要设“如琢人文艺术奖”，奖金要超越诺贝尔奖。

ELLEMEN：你在美国生活多年，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也都去研究过，可以说很熟悉西方艺术史。你怎么看现在经常有人提的传统水墨的中西合璧？

崔如琢：我在国外深深感觉到，虽然他们的博物馆很重视中国传统艺术品，但毕竟文化基础不同。另一方面看到国内艺术界对于水墨艺术如何继续发展有很多争论和迷惑，尤其是写意艺术有所衰落。因此我很有紧迫感，希望把我这些年的创作和思考展现出来，把各种“断线”重新接上。我在国外也见识了各种现当代艺术潮流，越是接触西方艺术，越是深爱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世界文化多元，东西方文化应拉开距离，距离越远越美。有人想用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我认为这种观念行不通。东西方绘画有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土壤，东西方绘画可以借鉴，但不能混淆。

崔如琢：我现在最高的拍卖记录是两亿三千万港币。其他一亿几千万、几千万的更平常了。为什么拍卖价格要超过西方大师？因为艺术市场不单单是个价格问题，也是个民族地位问题。艺术市场也是全球资本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地位的一种估值。长期都是西方大师创纪录，梵高、毕加索、高更、莫奈、达利……说明东方文化没地位。现在我们的大师逐渐也赶上来了，齐白石精品两千万一尺了，李可染先生最贵的六千万一尺了。市场价格上来了，说明你国家、民族的地位不一样了。

崔如琢：收藏、鉴赏是每个中国画家的基本功，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自己有一些收藏。这样你可以随时和古人对话。没有收藏要么常去博物馆，要么跟收藏家借画。借画从古到今都很难，一般不开口，都知道很珍贵。我1980年出国之前就开始收藏了，几十年下来，不论宋元明清、石涛八大，我喜欢的基本上全都有了。我那些藏品现在到市场上都上亿，但我不卖。在国外二十年，我就靠这些画学习传统，至今我每天要看。

崔如琢：那时候便宜，齐白石的画上世纪60年代一块钱一尺都没人买，李可染先生的画上世纪70年代才十五块一尺，黄胄的才几块钱一尺，一张傅抱石几百块就能买到。现在这些画都已经数千万甚至过亿了。1981年我到美国，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齐白石的作品才两三千美金，苏东坡、赵孟頫才三四十万美金。还有些留学生带出去的画就更便宜了，一次从一个大陆留学生手里买了三张画才500美金。那时候海外识货的人少，我抢占了比较好的收藏时机。在纽约我用3000美金就买下了一幅八大山人，如今数百万美元都不止了。中国传统水墨开始起价是1989年。《元人秋猎图》在纽约佳士得卖了183万美金，还有唐伯虎一本册页卖了65万美金。当时这都是创了纪录了，现在当然更贵了，但以后还要贵。

崔如琢：目前来说还只是个构想，没开始执行。大家都想要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一方面它奖金很高，另一方面全世界都觉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所以我想设立一个人文艺术方面的世界性大奖，成立由全世界专家组成的评审会，重奖全球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当然要重点照顾中国艺术家。奖金可以超过诺贝尔，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这个奖有吸引力，让人觉得获奖很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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