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时报第133期

    苦心人，天不负。崔如琢少年时常于课间或节假日去故宫临习古画，对王蒙、四僧等的作品摹写、研究最多，对古代名家“真迹”的临摹、研究使崔如琢获得了精神滋养，眼界渐高。

    崔如琢在回顾少年时代习画生涯时不无感慨地说：“若说眼高的话，全是故宫培养的结果”，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立下了习画从高处着眼，从源头学起的志向，故宫的历代名家作品一直成为他几十年艺术生涯中永远的楷模与艺术的最初起点。

    大量的临摹与解读，使崔如琢不仅掌握了大师、名家的表现技法与处理手法，更从他们那里领悟到“功夫在画外”的艺术真谛，胸储古今，熔铸百家，在苦苦求索的艺术实践中，渐渐积淀并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理念——中国画是一种对宇宙独特的关照艺术，极重圆融的智慧与幽渺意境以及灵气飞动的生命意趣的交相辉映。

    1944年，崔如琢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刚出生那会，家中虽然殷实，却早已没有了早年的阔绰。时逢家国多难之际，其父为其取名为如琢，取《诗经》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寄予厚望。

    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

    转眼间到了乙酉年，是岁大寒，崔如琢患上“百日咳”，数日连嗽，至气息皆无。其父见此状觉得无望，终日委之墙角。母亲不舍，抱回继续拍打摇哄。须臾，竟回过气来，得免大难不死。全家喜极而泣。

    俗语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病初愈后，生龙活虎的崔如琢，开始在父亲精心督导下学习《三字经》、《论语》、《师说》等典籍。日积月累，逐篇摹写，虽不求甚解，却由此迷上小楷，为日后研习书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至入学年龄，崔如琢被送入北京西四关华小学读书。因天性顽劣，一年内三易其校。他因踢球击碎学校广告橱窗不肯认错被关华小学除名，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四中补习学校与北京铁路三小。

    为收敛崔如琢天性调皮的性格，其父经常把之交其兄长。受爱好艺术的三哥影响，崔如琢开始涂鸦于宣纸之上，临摹效仿，对传统中国绘画有了最初萌芽似的认知。加之从祖父辈以来，家中小有收藏，贪玩的崔如琢便拿来玩之，耳濡目染，渐成偏好，为后来在收藏及绘画方面的艺术天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刚开始，崔如琢初临齐白石《秋趣图》，体味大师画中意趣，手眼追摹，心向往之，对大写意花鸟之滥觞颇感兴趣。是年春节，游逛天桥庙会，在海王村摊肆偶得《百尺楼画谱》、《芥子园画谱》。狂喜携归家后，日日展玩摹写，对中国传统绘画兴趣激增，且一发不可收。同年，第一次偶然参加学校的“迎国庆书画大赛”，年仅7岁的如琢，出人意外地获得一等奖。从此，绘画艺术上的造诣慢慢彰显。

    一次偶然的机会，崔如琢开始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在北京展览馆（原苏联展览馆）参观“齐白石遗作展”时，他震撼于大师诗、书、画、印造诣。回到家后，整整一夜未眠，彻底思考传统艺术的魅力所在。为了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开始学习治印，系统学习篆刻、书法，并从篆刻入手，初涉金石。

    随着年纪的增长，为更好地学习绘画的技巧以及手法，崔如琢开始慢慢摸索一套自己的方法。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崔如琢表现出了在绘画上少有的天赋。后来，深得邻居名医刘子实先生喜爱，旋在其引荐下，拜会了北京画院秦仲文、胡佩衡两位山水名家。受老先生们的启迪，开始去故宫博物院临摹宋元明清名家名画。

    15岁那年，崔如琢拜会王铸九。课余潜心写意花鸟画创作，在立意、为象、造型、布局、笔墨上循序渐进。同时，于诗书画均有涉猎，并渐悟其三位一体之道。王铸九先生经常言：“孺子可教，后生可畏。”

    转眼间，庚子年已到。在绘画风格上渐成形的崔如琢仍坚持不懈，为追求艺术的高境界，开始自处寻师拜门，期望得到高人指点。在无人引荐的情况下，独自上门求教于陈半丁先生，先生见画对其大写意花鸟赞赏不已，垂爱有加。得到半老提携盛赞，崔如琢喜不自胜，信心尤增。不久后，鼓足勇气参加北海公园画坊斋举办之北京市迎春画展，不料作品《梅花》竟得入选，遂于传统绘画艺术更加倾心。

    凭着天生具有的灵性和志趣，以及对绘画的热爱，是年，他正式投入国画大家李苦禅门下，学画传统的写意花鸟，也浸润于诗词歌赋。

    苦心人，天不负

    1961年，崔如琢考上北京艺术学院附中，任国画课代表。

    当时，中国绘画教学基本因袭前苏联绘画教育体系，因对契斯卡可夫素描教学体系不感兴趣，经常逃学，但对绘画的热爱却未停止，自己仍坚持去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临习中国古代名画。后来艺术学院解散，崔如琢转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继续学业。

    19岁那年，在恩师李苦禅的精心栽培下，崔如琢创作了丈二巨幅《白梅图》。恩师苦禅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并欣然于该作品上题跋：“笔墨气势颇正确，从此努力可矣。癸卯正月题以勉之。禅”大大肯定了崔如琢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及灵气。

    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正值“四清”运动如火如茶，当时的局势迫使中央美院停止招生。崔如琢苦于求学无门，于是服从分配，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小学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美术教员。

    虽然学校的生活较悠闲，但全然发挥不了崔如琢天然的绘画才赋，这让血气方刚的他苦闷良久。在经过一番挣扎后，他毅然决定终要在绘画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自天地。于是，他契而不舍，于教学、创作之余，在李苦禅先生影响下开始精读《中国美术史》、荆浩《笔法记》、郭熙《林泉高致》，继续加深自身在艺术方面的修养。

    次年，崔如琢根据当时的形势，创作了现实主义作品《厂甸》。由于构图需要的视觉变形等因，于表现领袖像上并未刻意正面突出、放大，不料竟被人诋毁为丑化革命领袖，并诬陷指证为现行反革命，遭停职反省。崔如琢的境况完全陷入了被动状态。

    虽如此，心胸坦荡的他终不肯消沉认命，于无人之际，更是刻苦研读谢赫《画品》、邓椿《画继》、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写下了字字真言的十余篇读书笔良。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全国上下陷入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学校被勒令无限期停课。

    崔如琢趁赴全国各地“串联”之机，在“红宝书”中夹带速写本，游历黄河、长江之畔，登临泰山、黄山等名山大川，所到之处不忘写生。而此行，为其后来之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真切感受。现实生活中磨砺，也堆积起其人格的最初博大与宽厚。

    有一次，崔如琢看到黄河场面的气势恢宏，忍不住上前探究竟，适值初春，步子刚涉冰封之黄河时，恰遇冰裂，幸好当时反应及时，这才跳出冰层坍塌处。崔如琢又一次绝处逢生。时至今日，每每想到此，亦会不寒而栗。

    随后，崔如琢自觉进入选择性临摹阶段，其间“元四家”、“明四家”、“四王”、“四僧”、“扬州八怪”至近代海派名家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均有涉猎。

    在读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时，对其“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之说深有体会，于是，取百家之长，为自家所养，艺术上渐渐直指心意。

    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来临

    古人云：三十而立。那一年，30岁的崔如琢惊骇世俗，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丈二巨幅《东风朱霞》，受到学界同仁赞誉，并被永久收藏。这一年，对崔如琢来说，意义非凡。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为了赚取稿费，填充画资，为某报画动作分解插图，赚取每幅0.15元的稿费。

    功夫不负苦心人。如琢先生的画逐渐被世人所知，开始在荣宝斋、宝古斋、北京画店等处挂单售画，同年，应邀为广州交易会创作花鸟、山水作品近百幅。

    1977年文革结束，国内文化艺术界也进入了平静时期。基于美术界对其艺术水准的认同，崔如琢按照当时分配从三里河小学直接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由于其作品突出的民族风尚，同年，其绘画作品被中国海关列为限制出境的131位画家之列。

    之后，凭着在绘画上的深厚功底，借调至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现中国画研究院），在颐和园与李苦禅、黄胄、关山月、亚明、程十发等一起进行创作。这对年仅34岁的崔如琢来说，既是美术界对其绘画造诣的高度肯定，又使他融入顶级国画大家的圈子，得窥各家风范。在此期间，交流切磋，使他眼界更宽，获益自然非比寻常。

    从“改革开放”至此，是崔如琢第一个创作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纯熟的笔墨、生动的构图、洒脱的风格奠定了其在当代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坛的地位。